公司章程必须包含的项核心条款

写在前面：章程不仅仅是纸

在静安开发区摸爬滚打的这13年里，我见过形形的企业家，有踌躇满志的海归博士，也有嗅觉敏锐的互联网新贵。大家来找我办注册、谈落地的时候，往往眼里只有“市场”、“份额”和“估值”，恨不得昨天就拿到营业执照，后天就敲钟上市。每当我递过去那份厚厚的《公司章程》模板时，大多数人看都不看就签，觉得那不过是工商局要求的一堆废纸，是必须走过场的“形式主义”。这种想法，说实话，真的是让我后背发凉。我在静安开发区经手过的各类企业事项不下千起，真正能走得远、走得稳的企业，往往都是在一开始就把规则定清楚的那拨人。公司章程是什么？它不仅仅是公司的“出生证”，更是这家公司的“宪法”，是未来股东之间出现分歧时唯一的裁判员，是管理层权力边界的守护神。

很多初创团队在蜜月期觉得“谈钱伤感情，谈规则更是伤感情”，大家凭着一股热情就凑在一起了。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商业环境更是瞬息万变。我在处理企业变更和纠纷协调时，亲眼目睹过原本情同手足的合伙人因为没有一个清晰的章程条款，最后在对簿公堂时连公司的控制权都说不清楚，那是真的惨痛。尤其是在静安开发区这样现代服务业高度集聚的区域，企业结构往往比较复杂，涉及到各类股权投资和跨界合作，如果没有一个量身定制的章程，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裸奔，出事是迟早的。今天我就不想跟你们搬弄那些枯燥的法条，我想用我这些年在一线踩过的坑、见过的雷，跟大伙儿好好唠唠，公司章程里到底有哪几个核心条款，是你绝对不能含糊的。

经营范围的精准界定

很多人觉得经营范围就是随便填填，越全越好，生怕漏了什么生意做不了。在静安开发区招商工作中，我发现这是个极其普遍的误区。记得前两年，有一家做“人工智能算法”的科技公司来注册，为了显得“高大上”，他们在经营范围里塞进了“食品销售”、“建筑施工”等八竿子打不着的业务。我当时就劝他们删减，但他们坚持认为“东方不亮西方亮”。结果呢？当他们后来去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参与特定采购招标时，因为经营范围过于庞杂且主营业务不突出，被评审专家质疑其专业性和研发投入的真实性，费了好大劲才解释清楚。这不仅仅是个案，经营范围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税务属性、开票种类以及所需的行政许可，如果胡乱填写，不仅会给日后的财税合规带来巨大隐患，还可能因为涉及到了需要前置审批的项目而莫名其妙地违规。

在现行的商事制度改革背景下，虽然经营范围的选择变得更加自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边界。特别是对于像静安开发区这样重点发展专业服务、商贸流通和科创产业的区域，企业的经营范围其实映射了它的产业定位。我在审核材料时，会特别留意主营业务和经营范围的匹配度。比如说，如果你的主营业务是软件开发，但你把“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放在最前面，那么银行开户和税务核定时可能会把你归类为商贸企业，这对后续享受某些产业扶持政策——哦不，是对后续的合规核查流程——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更重要的是，经营范围必须是具体的、规范的语言，不能自创词汇。我见过有客户想写“做点有意思的生意”，这种模糊表述在系统里根本过不去，最后还得回来改，白白浪费时间成本。

大家要注意“许可经营项目”和“一般经营项目”的区别。如果你的章程里写了许可经营项目，比如“餐饮服务”，那你必须拿到相应的许可证才能开始经营，否则就是无证经营，这可是要被罚款的。我曾经处理过一个案例，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在章程里加了“教育培训”，结果他们其实只是做企业内训，没有办学许可证，却因为经营范围里写了这几个字，被市场监管部门重点约谈，解释了很久才消除误解。我的建议是，经营范围的撰写要遵循“主业突出，适度预留”的原则。把你现在做的、未来两三年肯定要做的写进去，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等真正落实了再去变更也不迟。毕竟，变更经营范围现在在静安开发区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没必要为了所谓的“面子”给自己埋雷。

表决权与特殊安排

如果说公司是一艘船，那股东会就是舵手。怎么保证船听指挥，而不是乱打转？全靠表决权的安排。在《公司法》的默认框架下，表决权通常是按出资比例来行使的，也就是出多少钱占多少票。但这在静安开发区的很多创新型企业里，往往是行不通的。我接触过一个做文创设计的团队，两个创始合伙人，一个出资占70%，另一个出资占30%但负责全盘运营。如果完全按出资比例表决，那出资少的那个运营负责人实际上没有任何话语权，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这时候，公司章程里关于“同股不同权”或者“表决权差异化”的约定就至关重要了。你们可以在章程里约定，不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而是按照各自协商的比例来，或者赋予某些股东针对特定事项的一票否决权。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一票否决权”的应用。在保护小股东利益方面，这是个神器，但如果用不好，就是公司僵局的制造机。我见过一家生物医药企业，三个股东各占三分之一，章程里约定所有重大事项（包括增资、融资、对外担保）必须全票通过。听起来很民主对吧？结果呢？当公司面临C轮融资的关键时刻，两个股东想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第三个股东觉得稀释太大坚决不同意。因为有一票否决权，融资彻底卡壳，公司资金链断裂，最后只能破产清算。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在静安开发区，我们经常建议企业设计分层的表决机制。比如，一般事项过半数通过即可，重大事项（如修改章程、增资减资、合并分立）需要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而对于某些特定的小众事项，可以给特定股东保留否决权。这样既保证了决策效率，又兼顾了公平。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我整理了一个简单的对比表格，看看不同表决权安排下的效果差异：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概念叫“僵局解决机制”。这往往是被大家忽略的，但我强烈建议把它写进章程。当股东会吵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怎么办？是抛，还是请法院裁决？都不是。我们可以约定一个“调解机制”或者“买断机制”。比如约定，如果出现僵局，一方有权以公允价格买断另一方的股权。这样既避免了公司停摆，也给了大家体面的退出路径。在静安开发区这种商业氛围浓厚的地方，效率和规则意识是生存的根本，千万不要让感情用事毁了商业逻辑。

股权转让的限制与自由

股权怎么转？这是个敏感话题。很多公司在成立之初，大家都是兄弟，说好了“苟富贵，勿相忘”，但一旦公司做大了，或者有人想退出了，问题就来了。如果没有在章程里约定清楚，那法律就默认你可以自由转让，这会让剩下的股东面临“引狼入室”的风险——你根本不知道谁会成为你的新搭档。我在静安开发区处理过一家贸易公司的股权纠纷，其中一个股东因为个人债务问题，想把自己的股权转让给外面的债权人。如果让他转了，那债权人进入公司，公司的商业秘密和都可能面临泄露。幸好，他们的章程里当初听从了我的建议，写了“优先购买权”条款，其他股东才有权按同等条件优先买下这部分股权，成功挡住了这个外部债权人。

这里的核心就是“人合性”的问题。有限责任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合的，也就是大家在一起做生意是因为互相信任。章程里必须对股权转让做出限制。除了法定的优先购买权，你们还可以约定更严格的条款，比如“锁定期”，规定在公司成立几年内，股权不得转让；或者约定“离职退股”，当某个股东不再在公司任职时，必须由公司或其他股东回购其股权。后者在很多高科技企业中非常流行，目的是为了保证在职的人才是真正的主人，而不是有人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

限制也不能太任性，不能完全禁止股权转让，否则这就成了“死股”，没人敢投了。平衡点在于既要保证公司的稳定性，又要保证股权的流动性。我还遇到过一种情况，夫妻俩开公司，离婚时股权怎么分？如果章程没约定，这就变成了析产纠纷，法院通常会把股权判给一方，但另一方可能就介入公司经营了，搞得公司乌烟瘴气。如果我们在章程里预先约定了像“离婚析产需经过其他股东同意”或者“只能转让给配偶以外的第三人并由其他股东优先购买”这类条款，就能很好地规避这种家事干扰商事的风险。章程不仅是现在人的契约，也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案。

实操中，对于股权转让的价格约定也很关键。是按净资产定价，还是按原始出资额定价，或者是按市场评估价？如果不写清楚，到时候“公允价格”是多少又得吵一架。我通常建议在章程里设定一个定价公式或者指定一家评估机构，减少扯皮。特别是涉及到员工股权激励（ESOP）池的股权回购，如果没有明确的价格机制，员工离职时往往会漫天要价，给公司造成巨大的现金流压力。这些都是我在静安开发区服务企业过程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实痛点。

退出机制与清算条款

谈“散伙”似乎很晦气，但做生意必须要有底线思维。如果说前面谈的是怎么一起把蛋糕做大，那这一条就是谈蛋糕分不下或者蛋糕做坏了怎么收场。在静安开发区，我们见过太多“僵尸企业”，其实就是因为当初没想好怎么体面地分手，最后大家耗着，谁也不管，企业也不注销，也不年报，最后进了经营异常名录，连法人代表连高铁都坐不了。这何苦呢？章程里必须要有清晰的退出机制和清算条款。

我们要区分“股东退出”和“公司注销”。股东退出可以通过股权转让、减资等方式实现，这个我们在前面提到了。但如果公司经营不善，实在干不下去了，或者股东之间彻底崩了，那就要启动清算程序。这里我要引入一个稍微专业的概念，叫“实际受益人”的穿透核查。在公司注销或者清算时，现在的监管要求非常严格，必须穿透到最后的自然人，确保没有洗钱、逃债等行为。如果你的章程里对于清算组的组成、清算债权债务的公告程序、剩余财产的分配顺序没有明确约定，完全依赖法律默认，那在实操环节往往会因为大家互相推诿而拖得没完没了。

我建议在章程里约定一种“触发式清算条款”。比如，当公司连续多少年亏损，或者主营业务停滞，或者某个核心事件发生时，持有多少比例以上的股东可以提议解散公司。这听起来很残酷，但其实是对大家负责。与其大家都耗在一个没有希望的烂摊子里，不如尽早止损，把资源腾出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我曾经帮助过一家餐饮连锁企业处理过清算，他们的章程里写得很清楚，一旦触发清算，CEO作为清算组负责人必须在30日内启动程序。虽然大家都很难过，但因为规则明确，整个清算过程非常高效，员工工资得到了妥善安置，供应商货款也按比例清偿了，最后大家还一起吃了顿散伙饭，好聚好散。

还要注意“剩余财产分配”的约定。法律默认是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但有些企业可能存在“干股”或者技术入股的情况。这时候，如果不提前在章程里写明白分红和剩余财产分配的依据，最后很容易闹上法庭。特别是在涉及到一些外资企业或者离岸架构比较复杂的公司，我们在静安开发区处理这类事项时，会特别关注他们的章程是否符合中国的“经济实质法”要求，确保清算过程中没有资产转移的风险。把丑话说在前面，是对商业伙伴最大的尊重。

高级管理人员的责权

我们必须聊聊公司的“大管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很多小公司里，往往是一人身兼数职，又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还管着财务。虽然这在静安开发区的初创企业中很常见，但这在法律风险上是极不可取的。公司章程必须清晰地界定这些角色的职责范围和权限边界。为什么？因为当这些高管越权行事造成公司损失时，如果没有明确的章程作为依据，公司很难向他们追偿。这不仅是保护公司，也是保护高管自己。

举个真实的例子，我们园区有一家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在没有经过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擅自以公司名义为外面的朋友做了一笔巨额担保。结果那个朋友跑了，债主找上门来。公司不仅要替他还钱，还得想办法追究这个总经理的责任。因为他们的章程里对于“对外担保”的权限规定得模棱两可，只写了“由董事会决定”，但平时操作中总经理签字就管用，导致法官在判定表见代理时出现了争议。如果章程里写得清清楚楚，“单笔担保超过XX万元必须经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且去银行做了备案，那债主就不敢轻易认那个总经理的签字，公司也就不至于这么被动。公司章程就是给高管画的一道圈，圈外的事情，谁动谁担责。

在合规监管日益趋严的今天，高管的责任越来越重。我们在处理企业变更登记时，经常要求高管签署“无违规承诺”。在章程中，除了要列举高管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如不得挪用资金、不得竞业禁止等），还可以加入一些具体的惩罚性条款。比如，如果高管因为违规行为导致公司被行政处罚，公司有权从他的薪酬或分红中扣除相应的损失。这种约定虽然有点“狠”，但在实际管理中非常有效。

我还想提一点关于“法定代表人的选任与辞任”的问题。老《公司法》下法定代表人只能是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新法出台后，范围扩大了，这意味着公司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但在章程里，你必须明确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办法和罢免程序。我见过太多法定代表人离职后，死活不肯配合去工商局变更登记的案例，把公司急得团团转。如果在章程里约定，法定代表人辞职或被罢免后，自动变更为XXX，或者必须在X日内配合办理变更，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所有报酬，那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人走章留”的尴尬局面。

静安开发区见解总结

在静安开发区服务企业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家优秀的企业，不仅在于其商业模式的创新，更在于其治理结构的稳健。公司章程作为企业顶层设计的基石，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并不建议所有企业都去写几十万字的天书章程，但核心的“防火墙”条款必须要有。这不仅是应对监管的必须，更是企业步入规范化、现代化管理的门票。在静安这样集聚了众多高端产业的区域，我们更乐于见到那些规则清晰、治理透明的企业，因为它们往往走得更远，更能经得起市场的风浪。希望各位企业家在起跑线上，就能把这篇“文章”做好，不要等到撞了南墙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