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股份公司发起人的资格要求有哪些？

引言：不仅仅是签个字那么简单

在静安开发区摸爬滚打的这13年里，我见证了无数企业的诞生与蜕变，也经手了形形的公司设立业务。说实话，设立一家股份公司，尤其是准备走向资本市场的股份公司，绝不像去便利店买瓶水那样简单。很多创业者往往只盯着未来的上市敲钟时刻，却忽略了最基础的起步——发起人资格的合规性。这个问题听起来枯燥，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如果在源头埋下雷，后面可能要用成倍的代价去排雷。特别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静安开发区这样高端商务要素集聚的区域，无论是园区内的知名外企，还是那些在此孵化出独角兽潜力的科创团队，对于股份公司设立这一环节的严谨性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发起人，通俗点说，就是那些负责设立股份公司、对公司设立行为承担责任的人。他们不仅是公司的“生身父母”，更是初期架构的基石。在我经手的案例中，因为发起人资格瑕疵导致IPO审查受阻的例子并不罕见。比如几年前，有一家很有前景的新能源企业想把总部迁入静安，我们在做合规预审时发现，其早期的发起人中包含了一个并未取得法人资格的研究所下属机构，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差点毁了他们的上市计划。今天我就结合我这十几年的实战经验，和大家好好聊聊，设立股份公司时，发起人的资格要求到底有哪些硬杠杠，希望能帮大家避开那些看不见的坑。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作为发起人的自然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听起来像是一句法律教科书上的废话，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是最核心、最不能打折扣的基础门槛。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只有年满18周岁，或者虽然未满18周岁但已满16周岁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公民，才被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意味着，未成年人或者精神健康状况无法辨认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是绝对不能担任股份公司发起人的。这一点在工商登记环节审核得非常严格，尤其是在静安开发区这样监管规范、注重合规的区域，我们会要求所有自然人发起人提供身份证明，并确保其在法律层面上是“清醒”且“有能力”的。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发起人不仅要履行出资义务，还要对公司设立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和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签署了设立公司的协议，这份协议的法律效力本身就处于待定状态，甚至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一家家族企业的老爷子想在孙子名下设立一家股份公司，试图让当时只有17岁的孙子作为发起人之一。虽然家里很有钱，但这在法律上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们在审核材料时直接指出了这个硬伤，建议他们调整股权结构，否则连工商局的名称核准都过不了。这种情况下，强行操作只会给公司未来的经营带来无穷无尽的法律纠纷。

对于自然人发起人，我们还需要关注其是否存在法律禁止其投资或担任高管的情形。虽然《公司法》主要限制的是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一个人正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执行期间，或者因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虽然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其做发起人，但从审批机构的风控角度以及未来上市的合规性来看，这样的人选无疑是一颗定时。在静安开发区，我们在为企业提供招商咨询时，往往会提前介入，对核心发起人的背景进行一个初步的“体检”，就是为了避免企业在后续的融资或上市进程中，因为历史沿革中的发起人资格问题而被监管层问询。

更深一层来看，自然人发起人的信用状况也是考量其“资格”的一个重要维度。虽然这不是法律的硬性规定，但在“信用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如果发起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即俗称的“老赖”，那么他在工商登记环节可能会受到限制，甚至无法完成股权出资的登记。我们在处理相关业务时，会建议企业先去查询“信用中国”或相关的执行信息公开网。这就像我们平时体检要查血常规一样，是设立股份公司前的常规动作。毕竟，一个背负着巨额债务且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能诚信地履行对公司和股东的出资承诺。

符合法定人数限制

股份公司发起人的人数，必须符合《公司法》的明确规定，即发起人人数应当在二人以上二百人以下。这是一个非常硬性的数字指标，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我在工作中经常遇到创业者问：“能不能设立一个只有我一个人股东的股份公司？”答案是肯定的：不行。这与有限责任公司不同，股份公司通常被视为资合性更强的组织，具有更强的公众性和社会性，因此法律对其发起人人数的下限做出了明确要求，旨在通过多元的发起人结构来分散风险，防止公司被单一股东完全控制，从而保护未来可能加入的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在这个数字区间内，尤其是当发起人人数接近上限——二百人时，合规的复杂性会呈指数级上升。根据我的经验，一旦发起人人数超过200人，公司的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甚至触及《证券法》中关于“公开发行”的红线，需要经过证监会的核准。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一个专业术语——“实际受益人”。在设立公司时，我们不能只看表面上的股东名单，还要穿透核查到最终的受益人。比如有一家准备在静安落户的互联网企业，为了搞所谓的“全员持股”，在设立股份公司时拉了180多个员工作为发起人。虽然人数没过200，但这么多人，且其中很多人的资金来源、代持关系错综复杂，导致我们在梳理股权结构时耗费了巨大的精力。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不同公司类型在发起人/股东人数上的区别，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我整理了一个表格供大家参考：

在静安开发区，我们更倾向于建议企业保持精简且清晰的发起人结构。过多的发起人不仅会增加设立期间的沟通成本（比如几百个人签字，光是收集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名就能跑断腿），更会给公司的治理带来隐患。试想一下，每次开股东大会都要通知几百人，那决策效率得有多低？除非有特殊的战略考量，否则我会建议企业在设计架构时，把员工持股计划放在持股平台（如有限合伙企业）里，而不是直接让几百号人冲在前面做发起人。这样既能满足激励需求，又能确保发起人人数在法律的安全范围内，这是我们在长期服务企业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避坑法则”。

关于半数以上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要求，也经常被外资企业或海外归国创业团队忽视。法律明确规定，设立股份公司，应当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这里的“住所”对于自然人来说，通常指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需居住满一年以上）；对于法人来说，则是指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我之前服务过一家由几位海外留学生和一家境外风投共同发起设立的企业，他们最初设计架构时，只有一名留学生在国内有固定居所，这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我们及时发现并指出这个问题，建议他们引入一位国内的联合创始人，或者调整境内发起人的比例，最终才使得公司顺利落地。

资本出资的合法性

发起人的资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们“拿什么”来出资。设立股份公司，发起人必须依法缴纳出资。这里的“法”，不仅指《公司法》，还涵盖了《民法典》以及相关的会计准则。最基本的要求是，发起人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比如说，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如专卖权等法律特别规定的）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这些都是严禁作为出资资产的。

在静安开发区，我们接触了大量科技型初创企业，这些企业往往“轻资产、重智力”，因此用知识产权出资的情况非常普遍。这时候，“税务居民”的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发起人是外籍人士，或者用的是境外的知识产权资产，涉及到税务申报和资产转移的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我曾遇到过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其核心发起人试图用一项正在申请专利的技术作价入股，但在合规审查时我们发现，这项技术的所有权存在争议，且涉及跨境技术转移的税务合规问题尚未解决。如果贸然允许其作为出资，不仅资产估值可能虚高，后续还可能面临税务局的稽查。

非货币出资最大的坑在于“估价”和“产权转移”。根据法律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这一点必须严格执行。很多创始人为了凑注册资本，把自己不值钱的技术或者设备吹出天价，这在专业的评估机构面前是藏不住的。而且，财产权必须依法转移。比如你用一套房产出资，不是把房产证交到公司就行，必须去房产局办理过户手续，把房子转到公司名下。我曾经处理过一个棘手的案例，一家企业的发起人用一辆豪车出资，结果一直拖着没过户，最后因为这位发起人的个人债务纠纷，车子被法院查封了，导致公司设立受阻，股东之间还打起了官司。这种教训真是太惨痛了。

关于货币出资的比例，虽然新《公司法》取消了过去“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的硬性规定，给予了公司更大的自主权，但从实际运营和资金流动性的角度来看，保持一定比例的货币资金仍然是必要的。毕竟，公司刚成立，开门七件事，哪样不需要钱？如果发起人全部都是用机器、设备或者是这些很难变现的专利来凑数，公司账上一分钱没有，那这公司还没开张就得“饿死”。我们在静安开发区招商时，会建议企业在确定注册资本和出资方式时，要务实一点，不要为了追求所谓的“高估值”或者“面子工程”，把出资结构搞得畸形。毕竟，真金白银的投入，往往更能体现发起人对企业未来的信心。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出资方式的实操要点，我总结了下面这个表格：

最后要强调的是，发起人必须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缴出资。如果发起人未按照规定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该发起人不仅要向公司补足其差额，还要向其他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发起人承担违约责任。这种连带责任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在企业辅导中经常告诉老板们，不要以为注册资本认缴制就是可以随便填个天文数字然后不兑现。在公司设立初期，发起人的信用就是公司的信用，一旦出现出资不实，不仅公司信誉扫地，发起人自己也可能被列入黑名单，这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负面清单禁入情形

谈完了能做什么，我们再来谈谈绝对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所谓的“负面清单”。在股份公司发起人的资格认定上，法律明确规定了某些特定身份或处于特定状态下的人不得担任发起人。这不仅是出于商业逻辑的考量，更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的自然人，绝对不能做发起人。特别是那些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法律明确将其挡在门外。

除了个人，法人作为发起人也有其禁区。如果该法人处于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状态，或者被宣告破产，那么它显然已经失去了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自然也就没有资格去发起设立一家新的股份公司。这一点在实务操作中很容易核实，因为通过工商系统一查便知。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比较棘手的情况，一家A公司想做发起人，但它在三年前因为未参加年检被吊销了执照。虽然A公司的老板声称那是“以前的事了”，而且那家壳公司里也没资产了，但在法律层面，A公司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已经受到严格限制，不具备对外投资设立新主体的资格。这种情况下，我们坚决建议换一家干净的公司来担任发起人，否则不仅设立登记会被驳回，还可能涉嫌违规操作。

对于那些对公款挪用、贪污等经济犯罪负有个人责任的原企业法定代表人，自该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的，也不能做发起人。这是很多职业经理人容易忽略的条款。很多人以为离开那家倒闭的公司就没事了，但实际上，作为负责人，你需要对公司被吊销执照的后果承担三年的“市场禁入期”。在静安开发区，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想东山再起的企业家，对于这些有过失败经历的人，我们并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会帮助他们详细计算这个“三年期限”，确保在合规的前提下重新出发。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就是公务员。虽然法律没有直接写明“公务员不得担任公司发起人”，但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不得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这意味着，无论是显名还是隐名，公务员作为发起人参与设立股份公司都是违法的。在过往的排查工作中，我们曾发现过一些名义上由亲属代持，但实际控制人和资金来源均为公职人员的情况。这种行为一旦被查实，不仅会导致公司设立无效，相关公务员还会面临严厉的党纪政纪处分。我们在审核发起人背景时，对于体制内人员的身份格外敏感，一旦发现蛛丝马迹，都会立刻提示风险，建议其彻底退出或整改。

为了方便大家自查，我将这些主要的禁入情形总结如下：

特殊行业资质要求

如果你的股份公司打算进入金融、教育、医疗、军工等特殊行业，那么发起人的资格要求就不仅仅是满足《公司法》那么简单了，还需要满足行业监管部门制定的特定准入条件。这一点在静安开发区尤为明显，因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金融服务机构、专业服务机构和跨国公司总部，对合规性的要求向来是行业标杆。比如说，设立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的股东必须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持续的盈利能力，且需要经过金融监管部门（如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的前置审批。

我之前协助过一家知名的投资集团在静安设立一家私募股权管理性质的股份公司，这个过程就非常繁琐。监管机构不仅审查发起人的财务报表，还要穿透核查其资金来源是否合规，是否存在杠杆资金或结构化设计。在这种特殊行业里，发起人的“纯洁性”比什么都重要。再比如，设立民办教育培训类的股份公司，虽然现在政策收紧，但如果确实符合办学许可要求，其发起人必须具备相应的教育教学资源，且不能有不良信用记录。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领域，发起人还需要通过安全审查。我们在服务这类企业时，通常会提前与相关主管部门沟通，搞清楚最新的“红绿灯”政策，避免企业走冤枉路。

在谈到特殊行业时，不得不提一下“经济实质法”对某些离岸架构发起人的影响。虽然这更多涉及到跨境业务，但静安作为上海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很多企业的发起人结构中包含离岸公司。如果这家股份公司从事特定的高风险业务或享有特定税收优惠（注：此处不涉及具体税收优惠政策，仅指合规义务），那么其离岸发起人就需要在该管辖区具备足够的“经济实质”，比如有足够的人员、办公场所和经营活动。否则，不仅可能面临当地监管机构的处罚，还可能影响其在国内投资主体的合法性。我们在处理这类涉外复杂案例时，会建议企业聘请专业的涉外律师团队进行双重合规把关，确保境外的发起人主体不仅“形式上”合法，而且在“实质上”也是经得起推敲的。

对于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行业，比如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发起人往往还需要具备相应的行业资质等级或过往的业绩证明。举个例子，如果你想设立一家股份制的环境工程公司，承接大型市政项目，那么作为发起人的核心团队最好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或类似的大型项目管理经验。这些“软实力”虽然写不进工商登记的章程里，但在审批备案或者项目招投标时，却是评审专家眼中的关键加分项。我在工作中经常建议这类企业，在准备设立材料的把团队的、过往成功案例整理成册，这不仅有助于发起人资格的认定，也是企业未来核心竞争力的一种体现。

静安开发区见解总结

在静安开发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商业热土上，我们深知，一个合规、稳健的起步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石。对于设立股份公司发起人资格的审核，不仅仅是一道行政程序，更是对企业治理结构的一次深度体检。我们不仅关注企业能否“进得来”，更关心它能否“活得好”和“走得远”。通过对发起人资格的严格把关，我们有效地帮助园区企业规避了潜在的股权纠纷和法律风险，提升了整体的市场竞争力。静安开发区凭借其专业的服务团队和高效的行政协助能力，致力于为每一位合法合规的创业者提供最优质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合规的轨道上加速跑。